长久以来，华文媒体习惯仰赖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资讯，然后翻译转载，似乎一直活在西方媒体的影子。身形瘦小的香港独立记者张翠容不希望永远跟随西方媒体的脚步，于是带着纸笔和相机，穿梭在战地沙场，与西方媒体平起平坐一起站在新闻最前线，挖掘表象背后的真相，获取第一手新闻报导。有战争的地方就有着她的足迹，让华文读者看见战争背后的复杂局势。
她的报道唤醒了读者开始了解世界的变化，关心社会的动态。曾实地探访墨西哥查巴达民族解放军领袖马诃士、出版《蒙面森林》一书的作家吴音宁说，“对我来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的华人战地记者。就是因为她的启发，我才有勇气走进墨西哥的丛林里。”
很多人从我的外表看来一点也不像战地记者，很多时候外表是骗人的，就如很多社会现象可以瞒天过海，记者的责任就是挖掘新闻表象背后的真相，协助弱势一族发出声音。
这次海地发生七级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难以估计，表面看似一场天灾，但背后却隐藏了很多的人祸。海地是位于加勒比海其中一个国家，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里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旅游天堂，坐油轮，躺在吊床上啜饮鸡尾酒，天堂的背后存在很多不为人知贫穷事件。
第三世界国家表面上看起来独立，然而背后是受到操纵的，海地就是一个例子。揭开灾难的背后，真相都是人祸，这次联合国和美国积极伸出援手，联合国还理直气壮的说：“我们要和海地的人民站在一起。”其实海地会落到如此田地，都拜这些国家所赐。
追溯海地历史，它曾是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这里原为印第安人部落阿拉瓦克人居住地，在西班牙和法国统治时期被消灭，从此在岛上绝迹。后来很多黑奴被运输过去，成为岛上主要的劳动力，今天的海地人民全是黑奴的后裔。
海地人民是一群勇敢的族群，他们不断抗战，很努力争取自由，做自己的主人，但是一直被大国打压，造成他们贫穷，海地是全世界最贫穷、得到最不公平对待的国家之一，超过半数人民还生活在“每天只赚取一元美金”，因为贫穷令他们没有能力建立防震房屋，也没有抗灾的能力，因此才会引起强大的杀伤力。
不是身处处境的我们，听到那里有天灾，只是捐款就算了，觉得自己做了善事，心安理得就行了。我们尽量设法为这些灾民避免或把杀伤力减到最低。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制造舆论，施予政府压力，以舆论的力量改变美国，美国改变，世界才会改变。
在2002年至2006年，我身在中东国家地区采访期间，发生了以巴冲突事件，以色列发现巴勒斯坦某个地区出现恐怖分子，会实行“集体性惩罚”手段，将该地区铲平，不留后患。我惊见一群和平工作者为了保护当地老百姓，献出他们的身体，制造“人肉盾牌”。有一位美国女大学生在加沙地带保护难民房子给摧毁，却被推土机辗过而牺牲。那位学生的父母以女儿的举动引以为豪，他们没有因此而埋怨，还会延续女儿的工作，参与和平工作。相反地，如果那位学生是华人子弟，身为父母者会把罪状推卸在和平工作者身上，种下仇恨的种子。
参与和平工作者除了有年轻人，也有超过70岁的老太婆，我发现，原来到了年老的岁月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他们，无国界小丑也可以参与和平工作，他们带给当地人民无限欢笑声，令小孩得到快乐，也感受到“善念”的存在，把这颗善的种子播种在心里对抗内心的仇恨，让他们知道追求的不是死亡，而是快乐和和平。
这群和平工作者与中东人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却能够挺身保护他们，这全是因为“爱”；“爱”可以明白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们也同时教导当地居民如何爱，化解身边的仇恨，让他们体会到，不一定用暴力对抗不公平，相反的，可以使用和平的手段；没有爱的力量，那个地方会绝望，因此而产生人肉炸弹。
有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会走上国际采访路线当起一名战地记者，这全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心作梗，很想找出事情发生的根源。再来，我很好胜，很多战争实地采访新闻，都是出自西方记者的手笔，华人媒体而必须跟随他们的脚步抄袭他们的新闻，我觉得抄袭别人的东西是没有自己的主题的。当时我在想，西方媒体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当我走进灾区现场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无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很多受难人民的生活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往往人类的无知没有真正汲取历史的教训，而促使世界悲剧的发生。在充满悲剧的世界里，自己是小撮的幸运者，面对不幸的一群，我觉得自己是有责任，打破这种无知和冷漠，找寻导致这个世界产生这么多苦难的原因。
然而，当我越接近真相时，生命受到威胁的机会率就越高，很多人会用种种手段阻止我接近真相，我不能顾虑太多，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危险性的存在，能够找出事情发生的根源和真相才是我要达到的真正目的。要寻找真相，必须要付出代价，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切小心为主。
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担任一位战地记者一定会获得很高的回酬，恰好相反，对我来说者是一份“高风险，低回酬”的工作，西方媒体可以获得优渥福利，可以住五星级酒店、租车子、请助手安排所有采访工作，我走的路会比他们艰苦很多，自己一手擘画采访工作，可以说是“一脚踢”，不过没有了这些优待，却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聆听老百姓的声音，体会他们生活的艰苦，让我写出有血有泪的报道，让读者读了有所体会。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有些年轻人阅读了我的报道后，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世界做一些事情。
2001年前往阿富汗实地报道，走进这个国家，发现自己走进人间地狱，这里的人民饱受25年战火蹂躏，不能想象人民可以居住在这种环境。当时，我和一位法国女记者在现场报道实情，我们觉得这些人民似乎受到诅咒，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抱头痛哭了。那位法国记者决定转行，不想继续报道这些灾难新闻，她的举动也影响了我，我在想：地球依然在转动，我们无法为这个世界作出任何改变。当下感到很气馁，很想放弃，不想继续跑了。
在偶然机会下，我遇上喀布尔大学一位立志当记者的19岁少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他身边的朋友们不是选读医科，就是工程或建筑系等，唯有他选修新闻系，因为阿富汗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拍照受到很大限制，不可以拍生物照片，包括人、动植物，只能拍建筑物和其他不动物体。当时他读着第一年新闻系，他说：“我希望毕业后，国家会有所转变，到时我可以发挥所长，我现在已随时准备好自己。你有否想过，每个人都放弃记者行业，社会一旦没有记者，就会进入绝望的地步。”他的一句话激励了我，重燃对新闻的信念。离开阿富汗后，我继续跑新闻。
走过无数次战场，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当下面对死亡时，我不会觉得害怕，事后，我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也很怕死，比方说出访巴勒斯坦，我住在加沙民居，突然以色列在隔壁一条街上投下一顿重导弹，后来才发现这里的难民营是受攻击的对象，以色列一旦发现这个区域有恐怖分子出没，没有顾虑无辜生命的存亡，一颗导弹铲平整个区域。
另一次经验，是在采访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坐在一辆回程的小飞机上，突然雷电交加，飞机摇晃半个小时，这时刻我才想到“死亡”，我心想，原来我是这样死的，不过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未做完，我往下一看是一片海洋，又想到我的采访笔记本可以用塑胶袋包起来，至少打捞起来后，还可以读出我的文字。如果这一刻我死了，我觉得今生无悔，我已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了。
每次碰到生命受到威胁时，自己会感到恐惧，发现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觉察内心的恐惧，内在产生力量把自己推向前方。每一次的化险为夷经验，觉得自己的生命是赚回来的，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会夺去我的生命，也不知道自己的运气有否限额，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会继续追求，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就会看淡死亡，尽量在短暂的一生做出具有价值的事情，未来事不可知，掌握当下才是最重要。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让我碰上许多很多好人好事，因为他们让我勇气坚持走下去，我会经常告诉自己：只要世界有谎言，我还是继续跑。
文章转载自《星洲日报》活力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