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报导公众人物的隐私时应自律及自衡

新纪元讲师傅向红表示，一些时候，媒体在报导上会揭发公众人物的隐私，在某种层度上这是不正确的，因此很多时候媒体在报导时应该自律及自衡。

她说，在媒体报导中有两种类型的公众人物，即自愿性公众人物及非自愿性公众人物。

她续说，有些公众人物是在“喂养”记者以提高本身的知名度，比如有些娱圈人物是在贩卖私隐权来赚钱；然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就比如不幸逝世赵明福的妻子苏淑惠，她因为赵明福逝世而被迫成为公众人物，而遭媒体报道其个人日记。

她表示，虽然民众每天都是从报章中，阅读公众人物的新闻，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非自愿型公众人物”，届时极可能面对自觉私隐遭侵犯的问题。因此，她认为每名社会人士务必要学习如何应对媒体，避免自己成为非自愿型公众人物时，和媒体工作者发生摩擦而闹出不愉快的情况。

傅向红也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成员。她解释的说，不过一般上民众成为非自愿型人物的时间都很短暂，即一旦事情告一段落后，媒体就不会再把焦点放在有关民众身上。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如赵明福妻子苏淑慧就是例子之一。

她是于9月27日晚上在韩院举办的《媒体报道对维护隐私权的拿捏及界线》讲座会上指出，只要赵明福死因审讯案件尚未调查完毕，媒体的镁光灯将会继续投射在苏淑慧的身上。

因此，针对早前苏淑慧在自己的部落格中，撰写一篇名为《Don’t Say Goodbye》心情抒发文章，被网路媒体转载报道时，傅向红认为，这显示了苏淑慧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已是一名非自愿型公众人物的身份。

她表示，如果苏淑慧继续无法接受这事实，继续在自己的部落格撰写属于心情抒发的文章，那么她可能会让自己在未来的日子内面对更多困扰。

她说，早前发生在槟城的医生袭击记者事件，其实可以被解读为医生并没有与记者相处的智慧。纵使她认为该名医生有必要学习如何处理媒体，但是她强调，媒体本身也有必要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事情。

另外，她表示，一般上大家会认为看门狗是扮演着监督的角色，而狗仔队则是挖掘他人隐私的，不过，在现今社会，看门狗角色不仅要报导国家议题，也要报道公民社会的竞争，如各社团竞选等。

不过，她希望，看门狗能拥有狗仔队的工作态度，对公众利益事情寻根究底，提供公众知情权。尽管她认为挖掘公众人物隐私权是不正当的，但是若一名领袖高喊反同性恋，但是若该名领袖是同性恋却是新闻，而不是揭穿其隐私权，因为对方是伪善的。

这项讲座会是由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主办，韩视新闻中心记者队协办，在周日晚上8时在韩江学院讲堂1进行。3位受邀出席主讲者分别是傅向红、韩江学院讲师郭碧蓉及许文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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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思说，在大马联邦宪法内，是没有一条特定法令是全权可以保护隐私权，但这也不代表在大马的隐私权是不受到保护，因为有一些轻微法令附属在各法令中，可以让受影响人士采取行动。

他在会上提出蔡细历性光碟事件，他说，尽管蔡细历性光碟事件是没有任何法令可以起诉拍摄者，但是任何收藏或派发性光碟者则是违法的。

尽管如此，他认为，大马没有直接法令来保障隐私权，对媒体来说可以比较松懈，因为媒体可以更自由地挖掘有关公众利益的事情。

此外，他表示，在世界人权组织宣言内，第12条文和第19条文是互相抵触的，显现了隐私权和知情权是基本人权之一。

他也在会上解释为何公众人物必须牺牲隐私权一事。他说，由于公众人物获得很多公众资源及利益，因此公众有关权力知道有关公众人物的动向，甚至是隐私权，因此他们是会受到媒体的关注，甚至牺牲隐私权。

“有些公众人物是通过媒体来提升本身的地位，以及公众人物可能是一个榜样，因此必须承受更大程度的监视。”

尽管如此，他说，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该做出考量，即本身所报道的事情有关系公众利益或否。他以槟城首长搬新家为例子，拍摄首长新家及车子是合理的，因为这或许是使用人民纳税钱，但是，拍摄及刊登首长孩子照片则是不对的，因此这将会影响其孩子的安危。

此外，他表示，尽管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媒体却不可以扑风捉影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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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碧蓉说，媒体应该明白公众利益的概念，而不是为了刺激销量或满足好奇心，而揭穿他人的隐私。

尽管如此，她认为，媒体在报道有关揭穿公众人物隐私权事件上，可以其他角度作为切入点。她以蔡细历被偷拍性爱光碟为例子，她说，媒体不应该将重点放在女主角、酒店地点上，而是应该用更宏观角度去看待整个事件，比如查出是谁拍摄有关短片。

同时，她也针对槟州首长林冠英新家遭偷拍事件，她认为，公众有权力知道林冠英到底用了多少钱去搬家，因为这是涉及人民的钱。

她说，公众利益概念包括了公众感兴趣的、有正当理由去关心的事件，比如贪污腐败、以及与大众福利有关的事件，如何申请福利金等。她解释，公众感兴趣的事情是不包括情史、隐私权等。